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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單次體驗的婚友社

 

對於婚友社角婚配成功率很低而人氣卻很旺的悖論,婚友社給出的專業解釋是:與為子女尋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相比,婚友社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滿足了父母自身的需求。她認為,婚友社角真正演繹的並非“剩男剩女”的戲碼,真正的主角其實是他們的父母當年的知青一代。“在婚友社角上展露無遺的是知青一代父母的集體性焦慮,"白髮婚友社"是他們對當下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化的一種回應與策略。婚友社角具有排遣這種集體焦慮的潛功能,它為他們提供了懷舊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間。”

 

  這種由父母自發組織起來的婚友社角,雖自2004年起就先後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天津、瀋陽、蘇州、洛陽、濟南和徐州等大中城市興起,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但學界對這一現象卻鮮有涉足。國研究專家、耶魯大學社會學系授認為,婚友社在這本婚友社角的專著中,再一次展示了她系統性研究日常生活的能力,就如她此前研究“文革”時期廣東民眾的日常著裝一樣。

 

要是因為它具備了很多潛功能。這正是“白髮婚友社”現象背後的社會學內涵。首先,它是知青一代父母社會交往和情感交流的新途徑。對於他們而言,婚友社角不僅是為子女尋找結婚對象的地方,更是排憂解悶的場所,是他們的情感驛站。我在婚友社角將近一年,每一個訪談都是以被訪者的傾訴開啟。往往一個人的情緒會傳染給周圍人,單個的“訴苦”變成了集體的公訴。他們在相同生活經歷基礎上的情感交流又能夠增強這個群體的認同和凝聚,兩者相互作用並強化。其次,它是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再次,它也扮演了單身老人擇偶的“鵲橋會”的角色。另外,它或多或少減少了外地家長對於上海的陌生感和疏離感。

 

  所以,與為子女尋找到一位合適的結婚對象相比,婚友社角在更大程度上是滿足了父母們自身的需求。婚友社角真正演繹的並非“剩男剩女”的戲碼,真正的主角其實是他們的知青一代父母。知青一代在婚戀大事上曾經被“黨疼”“國愛”,而今他們的子女要解決婚姻問題時,國家卻早已從私人情感領域退出。市場化對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國家對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性領域的改制,迫使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的程度達到了194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婚友社角上展露無遺的就是知青一代的這種集體性焦慮,是他們對當下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化的一種回應與策略。而婚友社角同時也具有排遣這種集體焦慮的潛功能,它為他們提供了懷舊和抒情以及日常交流的空間。

 

婚友社覺得“剩女”只是被社會建構的一個偽命題,其背後隱含一個二元對立的性別價值體系:男主外,女主內。“剩女”話題的盛行,彰顯了作為規製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權威。它的盛行,婚友社也離不開市場化媒體的積極參與。底層青年男性擇偶難和城市青年女白領難覓佳偶,媒體和大眾更關注哪個話題?“剩女”話題性感又富有挑釁,易賺足注意力,婚友社節目、婚友社網站、婚介、偶像劇、該題材的漫畫和小說等因此欣欣向榮。婚友社它不但推動並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語言中的普及,而且鞏固了社會對女性進入婚姻的期待和規制。

 

  婚友社如果說“剩女”是個假命題的話,廣大農村的“剩男”的擇偶和婚姻才是真正的問題。在農村,處在擇偶婚姻鏈條最底端的這部分男性完全處在劣勢。沒有結婚可能,找不到配偶,婚友社而要幾代人砸鍋賣鐵湊出錢來去更偏遠和貧窮的地方買一個老婆的農村“剩男”被忽視了。《盲井》和郝杰的紀錄片《光棍兒》給觀眾帶來震撼的原因也在此。